编者按：吴伯凡在最新力作《博客与“蝴蝶”：对博客现象的管理学分析》中写道：知识就是力量又一个新版本是：“博客（Blog/Blogger）就是力量。
全文共分四大部分：1、“知识工人”是如何工作的；2、黑客与博客；3、超文本的力量；4、知识风暴是如何形成的？“博客中国”将分四次登完。


《论博客》之一 “知识工人”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提出“知识经济”概念的彼得·德鲁克说，“我们至今还不十分理解，知识是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以形成一种理论并检验它。……至今，还没有知识领域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任何迹象。”他断言，虽然知识已替代资本，成为了主要的经济资源，但人类要写出一本堪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旗鼓相当的《知识论》，至少还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原因在于，知识与传统的经济资源太不一样了。比如，知识不同于作为旧经济的“财富之本”的土地(包括矿藏)——总量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总量是无限的，而且越来越呈现加速度增长。经济学被定义为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稀缺资源的学问，那么面对知识这种非稀缺资源，经济学会不会无言以对？
作为正在成为当今主要经济资源的知识的“怪异”之处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三点需要留意。
第一，知识生产的效益与投资的大小之间，相关度甚低。德鲁克说，没有证据表明，更多的投资能带来更多知识收益。换言之，一种知识的“首次创成本”与其可能创造的价值之间往往显现出极不对称的关系。比如，万维网技术是由一个外行（物理学家伯纳斯—李）在业余时间“顺手”发明并向社会免费提供的；让微软众多拿着高薪的技术高手们寝食难安的Linux技术，是由芬兰的穷学生Linus在课余时间发明的。这些技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难以估量，它们的“首次创作成本”是极低的。
如果说，技术知识与投资还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Linus如果连一台PC都买不起，发明Linux就相当困难），那么在非技术的知识和信息生产领域（比如文学、新闻等通常被划入所谓“内容产业”），知识和信息与投资的相关度微乎其微，除非我们把维持平均或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费用也称为投资。这是一个最有可能发生少年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的故事的领域。以德拉吉与《时代周刊》这样的媒体巨头的对比为例，巨额的费用只能保证新闻媒体巨头的常规运转，但不能保证它们能捕捉到最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能避免只有“四两”之力的德拉吉在捕捉、传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新闻上让有千斤之力的《时代周刊》望尘莫及。
第二，与普通的经济资源正如相反，知识蛋糕不会因为分享而导致每个人“切分”到蛋糕变小。一个人享有一种知识不妨碍其他人同时同质同量地享有这种知识。非但如此，一整块知识蛋糕在被分享的过程中很可能在质上更优，在量上更大，每个分享的人可以同时得到这一整块更优更大的蛋糕而不是切分到一小块。尤其值得注意的，分享本身就是这块蛋糕变优变大的前提条件。梅特卡夫定律说得更明白：网络资源的丰富程度与索取资源的人数成正比。任何知识（及有用信息）都有隐形的“倒钩刺”——这是由知识活动的反馈机制决定的，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在接受知识时，从来不是听任传播者把知识推给（push）他（即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被知识激活，他在把知识从传播者那里“拽出”（pull）的同时，他的脑力在不知不觉中被“拽出”，汇入到原初他所介入的知识共同体中。既有的知识不是作为一种固定的实体而首先是作为知识的酵素动态地存在着。熟悉Linux发展史的人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自由软件”运动中有一个经典问题： Free software是“自由软件”还是“免费软件”？争论双方各执一词，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明确意识到：一个自由软件社区是一个具有同心圆结构，由生产性社区和消费性社区两部分组成的“共同体”。其核心部分是生产性（以高度参与和反馈的行为来实现知识增值）社区，其外围是消费性（无反馈或弱反馈的用户）社区。对于处于生产性社区的人来说，free software是一个他们深度介入的自由创造的“活剧”，对于处于消费性社区的人来说，free software主要是一个可以免费使用的产品，但不排除有朝一日他们深入到生产性社区中去，也不排除有朝一日他们从同心圆游离开去。
极端的知识生产者受制于一种非经济的投入产出机制，其投资回报率既非（至少主要不是）经济性的，也非（至少主要不是）伦理性的，而是心理性和精神性的——高度的智力和情感投入换取的是高度的自由感，即回应智力挑战，清除知识障碍后的成就感和智力英雄主义的荣耀感。当我们理解了一个通宵达旦玩游戏的人寻求的回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大致理解了一个极端的知识生产者的“投资回报率”——高度的专注、高强度的智力劳动就是其“投资”，在这种劳动中体验到精神自由度和个人成就感就是其“回报”。而这整个投资回报过程，看上去都与货币和资本无关。
总是从人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出发，总是以货币和资本为基本语言的经济学无法解释这种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的活动的。以Linux这项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技术研发工程为例，全世界有75万名优秀的程序员毫无报酬地投入到Linux的开发和改进中，这75万名程序员的动机是什么？Linus说，这种动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闯关”。没有人也不必有人来为你的“闯关”来付酬，因为“闯关成功”是闯关者“致命的诱惑”。但与各式各样的“群英会”、“擂台赛”不一样的是，技术高手闯关成功的结果不是纯游戏性、非功利性的，他们的成果可以直接成为一种巨大的可以用货币来度量的经济资源和财富。套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无功利的合目的性”行为，即非经济的经济行为。
由此我们注意到知识资源的第三个特点：免费假象。
在知识和信息以超低成本复制和传播的情况下，“拔一毛而大利天下”就成为现实。“一个人使用，不妨碍其他人同时同质同量地使用”，知识的这一特征意味着，知识一旦能被低成本复制和传播，那么它的效益可能会不受限制地增长。伯纳斯—李最初是利用自己业余的计算机知识，为自己编制一个便于查询的通讯录，万维网技术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无意发明出来了。在信息和技术传播的成本高昂的时代，也不乏能工巧匠发明一些有用的工具和技术，但这些技术和工具只能是一些极小范围内使用和以极慢的速度传播，比如一个木匠只能手把手地将一项绝活传给其徒弟，徒弟以无偿劳动的方式向师傅支付“首次创作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木匠的这一知识的“首次创作成本”与其创造经济价值之间是基本对称的。而一当知识的传播成本和知识化为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极低的边际成本就会创造巨量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此时，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如果没有对暴利的诉求，那么知识产品的使用者就会以低廉的费用甚至免费来获得使用权。免费的知识产品没有为GDP的增加做出贡献，但“社会总福利”却增加了。
在评估互联网这种强有力的知识和信息传播工具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和信息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容易堕入一个陷阱：单纯从GDP的角度来度量其价值，而无视互联网和互联网上的知识传播对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巨大贡献。比如说，一封电报（每个字要花费七分钱）对于GDP的贡献远远大于一个email，但其它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要远远低于后者。再比如，从GDP的角度来看，像德拉吉的个人网站这样的“个人媒体”的价值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它们的价值可能要比若干个巨型传媒集团加起来还大。
在统计世界总劳动力的时候，世界经合组织（OECD）曾提出一个听起来有些奇怪的概念——UDWs(Unpaid Domestic Workers)，即所谓“非受薪家庭工人”，指的是大量从事家务劳动但不挣薪水的妇女。没有他们的劳动，社会的总福利就会大大降低，甚至GDP也会大大下降，但她们的劳动没有被计量，也很难计量。表面上，她们对GDP的增长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当然，如果采取一种很合理也很怪诞的方式，让一家的家庭主妇到另一家做保姆挣钱，再用挣来的钱雇另一家的家庭主妇来做保姆，这样GDP一定会大增。（唯GDP论的合理和荒诞之处，可以从“破窗效应”中看出来：砸坏一块玻璃窗的人对GDP是有贡献的，小心翼翼地擦窗户的家庭主妇对GDP是没有贡献的。）
正如著名的管理哲学家、伦敦商学院教授查尔斯·汉迪指出的，传统的生产主要是由组织来创造的，但在正在来临的社会中，组织（企业）创造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将主益下降。知识社会的劳动者（“知识工人”）既可以在组织中创造财富，也可以在组织外以“皮包职员”的身份进行生产：

皮包职员的生活逼迫他们用圆圈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像一个馅饼状的图表，上面用不同的颜色分成不同的块块，每一块表示希望得到的不同类的和不同数量的收获。有些收获是以金钱表示，有些则是以爱、创造的满足感、影响力、快乐，以及诸如此类。当然，图表是在不断变化的，各块的大小随投入的不同而此消彼长，代表收获价值的颜色也随投入的不同而或明或暗，而且这些变化不是按年计，而是按星期甚至按天计。

也就是说，知识工人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非受薪家庭工人”（当德拉吉办他的个人网站的时候，Linus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不分昼夜地编写程序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受薪的家庭工人”），也可以成为组织的雇员（就像Linus应邀从芬兰来到硅谷加入一家公司），也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平台变成一家微型组织（“跳蚤型组织”）。传统的职业线性的（与“园圈的方式”相对）、以薪酬为唯一报酬、以组织内的升迁为指向的职业生涯图是不适合于这种“皮包职员”的职业生涯的，因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时期——其实是“自由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职业生涯图中就呈现为空白。
对知识和知识工人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印象：知识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知识工人是一种大异于传统的“组织人”的人，在面对这种经济的时候，传统的经济学会不暴露出自己的与生俱来的“色盲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识社会的经济在部分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隐性经济”，知识工人的手，是很多时候是特殊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